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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沂南县“天成一案”看司法裁判中主观故意的边界与纪委介入的迫切性 山东天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诉广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呈现出一个在法律逻辑上难以自洽的结构:法官因自认“没有房屋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经双方同意由法院摇号委托专业机构鉴定,鉴定结论认定修复费用26, 750, 774.35元;判决最终支持的金额是24,537.88元,支持率不足0.1%。与此同时,非法转包事实清楚,一审以“未提异议”为由驳回全部违约金请求;逾期竣工至少201天的违约事实,被以举证责任倒置和不可抗力规则错误适用为由予以“技术性消解”。 这三个问题叠加于同一份判决,已经无法用“法官水平有限”或“个案裁量分歧”来解释。当一个裁判者在明确承认自身专业不足之后,主动求诸专业鉴定,却在鉴定结论形成之后,在没有相反证据、没有启动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仅凭主观判断将专业结论削减至近乎归零,这不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涉嫌“倾向性”的问题。多位法学专家指出:“法官不能根据自由裁量权而排除形式合法的鉴定结论”;在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判断鉴定结论准确性的情况下,正确的路径是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而非由法官自行替代专业判断。 然而,沂南县人民法院一审法官徐守超的判决思路走的恰恰是被明确否定的那条路径。 一、“承认不专业”之后的“专业否定”:主观故意的客观痕迹 一审判决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细节是:主审法官明知自己在建设工程质量领域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正因如此才启动了由双方同意、法院摇号的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具备资质,程序合法,结论明确——主体结构部分修复费用超过1005万元,地基基础及主体结构相关修复费用亦经专业测算。 如果徐守超法官认为鉴定意见存在瑕疵,法律提供了明确的出口:要求鉴定机构补充说明,或者依法启动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但一审法官徐守超判决没有走任何一条法定路径。他选择的路径是:直接以自己的“酌定”取代鉴定机构的专业测算,将2675万元的修复费用裁减至2.4万元,裁减比例超过99.9%。 这种裁减不是细节调整,不是部分采信,而是对鉴定结论核心内容的实质性废弃。一个自认缺乏专业知识的裁判者,在没有借助任何新的专业意见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专业结论的“终局性否定”——这在证据法上缺乏依据,在裁判逻辑上无法自洽,在主观状态上则指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追问:究竟是什么,让裁判者认为自己比专业鉴定机构更有资格判断工程质量修复费用?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立案标准中,“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与“故意错误适用法律”是并列的入罪情形。这里的“故意”,在客观层面并不需要裁判者自认,而是可以通过裁判行为本身的反常性来识别。当一个形式合法、程序正当、双方同意产生的鉴定意见,在没有任何法定排除事由的情况下被近乎全额废弃,而裁判者又明确知晓自身不具备替代判断的专业能力,“水平有限”的辩解在逻辑上已经破产。 二、法律适用错误的“方向一致性”不是疏忽,是选择 比鉴定结论被废弃更值得警惕的,是本案中法律适用错误所呈现出的系统性方向。 关于质量修复责任,一审援引《建工解释(一)》第十四条,以“举重以明轻”推导出“经竣工验收合格后使用,发包人再主张质量权利亦不应支持”。但该条的适用前提是“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本案工程经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共同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完全不存在“擅自使用”这一前提性过错。将一条制裁发包人过错的规则、反向适用于一个不存在该过错的发包人,不是“举重明轻”,而是以类推之名行扩张之实,消解了司法解释的适用边界。 更关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所确立的规则恰恰相反:竣工验收合格是保修义务的起点,而非承包人质量责任的终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工程实际存在明显质量问题的,承包人不能以竣工验收合格证明主张免责。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方向,与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统一的裁判尺度正面冲突。 在非法转包问题上,方向同样一致。转包行为一经实施,违约责任即已客观成立。发包人是否“明知”、是否“提异议”,影响的是合同是否继续履行,而非违约金请求权是否存续。以“未提异议”驳回全部违约金,实质上是将合同自治中的沉默等同于权利放弃,使转包违约金条款在事实上被架空。 逾期竣工问题上,承包人主张不可抗力免责,依法应就不可抗力与工期延误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明确规定,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违约责任。一审却将“系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发包人,并遗漏了疫情前已经发生的201天迟延。 三个问题,三种错误,但方向完全一致:系统性地限缩发包人的救济权,系统性地减轻承包人的违约责任。法律适用错误如果只是偶发的、零散的,尚可归入认识分歧;但当错误在彼此独立的争点上呈现出同一方向、同一效果,它就不再像“疏忽”,而更像“选择”。 三、涉嫌“官商勾结”不是结论而是有权机关需要回应的合理怀疑 仅凭一份判决的错误程度,尚不足以在法律上直接认定“官商勾结”已经发生。但同样必须坦率地说:当一份判决以近乎归零的方式废弃专业鉴定,以系统性的法律适用错误来减轻一方责任,公众产生“官商勾结”的合理怀疑,就不是舆论的非理性,而是司法公信力必须承受的追问。 据张元忠讲:他已就上述问题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就立即向各级纪委进行实名控告,要求对主审法官徐守超涉嫌枉法裁判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如今通过网络发声,实属无奈之举,这不是当事人在二审前的“舆论施压”,而是一个公民在依法启动的监督程序。纪委调查的意义恰恰在于:是否存在“勾结”,不应由媒体判断,也不应由公众猜测,而应由有权机关以证据作出结论并对公众的质疑做出公开回应。 但在纪委调查结论作出之前,二审审查的是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是否成立,这一判断不依赖于纪委是否立案,而依赖于卷宗中的证据和法律规则本身。 四、一审涉嫌枉法裁判给企业带来的致命打击。天成公司能否继续生存已经成奢望,200个家庭背后的生计问题不容忽视。 据张元忠讲,因为广安集团王玉可的诉讼和沂南县法院的超标的额查封;不仅增加了天成公司的诉累,还让天成公司的管理层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应对打官司上,再没有心思来搞生产经营,再加上公司近200名员工一个月接近100万元的庞大开支,让公司的生存之路举步维艰。天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双高荣誉称号也被撤销。这200名员工的背后则是200个家庭的生计,一旦天成公司倒下,后果不敢设想。 五、二审的意义不在个案纠错,而在向公众传递规则信号和法治信心 据张元忠讲,本案已进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二审主审法官面对的,不是“自由裁量幅度是否适当”的问题,而是以下几个只能作出“是”或“否”回答的法律判断: 一审以“举重以明轻”将《建工解释(一)》第十四条适用于经竣工验收的工程,这一法律适用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以该错误适用为前提对2675万元鉴定结论的废弃,是否还有存续的基础? 一审在未启动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以“酌定”替代专业判断,是否符合鉴定意见采信的基本证据规则? 一审以“未提异议”驳回转包违约金,是否混淆了合同继续履行与违约责任承担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 一审将不可抗力免责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发包人,并遗漏201天迟延事实,是否构成举证责任倒置和事实认定遗漏? 如果二审对上述任一问题的回答不利于维持原判,那么一审判决的根基即已动摇。而如果二审在鉴定结论废弃、法律适用方向性错误未获纠正的情况下维持原判,它向市场传递的信号将是明确而危险的:在临沂,一份由法院委托、双方同意产生的专业鉴定报告,可以在法官自认不专业的前提下被自由裁量权实质性归零: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可以因发包人“未当场异议”而归于虚设:迟延履行后发生的不可抗力,可以溯及既往地免除已经成立的违约责任。 张元忠和天成公司等待的,不仅是一个修复费用数字的改判,而是一个回答:当专业判断与自由裁量发生冲突时,法律究竟站在哪一边。 法治的信心,从来不来自判决书上的宣示,而来自裁判者在可以“裁量”的时候,选择遵守规则而不是绕过规则。临沂中院的二审裁判结果将决定这个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被记录。 六、营商环境不是喊口号,最终由个案来定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论断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的宣示中,更具体而微地落实于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正裁判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一份判决不仅是法律权利的确认书,更是衡量地区法治化水平、决定投资信心的风向标。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与司法鉴定结论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司法公正与营商环境的讨论,为审视基层司法实践如何影响城市法治信心提供了典型样本。此案警示我们,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暖企”姿态,更需要司法裁判中的“硬核”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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