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也能监督立案

尊敬的中央纪检委、山东省纪检委领导：

　　2020年10月19日，薛争告我儿李辉强奸一案，历下区公安局经过缜密调查后，认为薛争报案撒谎，其另有目的，李辉不构成犯罪，并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后又经济南市公安局和济南市检察院二部门共同研究后，维持不予立案决定，也出具了维持不予立案通知书。此案应该说算是结束了。

　　我们认为，历下区公安局是经过全面了解整个案情，综合分析了两人的感情发展历程和“案发”前后的交往情况后，作出了最终的决定——不予立案。既然不予立案了，说明此案不是案子了，但是检察院却不这么认为。

　　“案发”七个月后，历下区检察院却要求历下区公安局重新立案，还要求以暴力强奸罪立案。这就让人不明白了，历下区检察院要求重新立案的依据是什么？从后来开庭的时候，检察机关的公诉书所起诉的内容来看，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和线索，采用的还是当初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那些材料。难道检察院监督立案就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强行立案吗？

　　那么，历下区检察院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后来才得知，这是一起人情案。难道薛争和检察长刘爱国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还是薛争背后的关系在发挥作用？薛争这种交际花式的人物，与之交往，都有辱自己的身份。不管是哪一种，都充分说明历下区检察院在办理了一起人情案，通过行使监督权，让本不是案子的案子，给立上了案，成为了案子。这不仅是严重渎职，更是滥用职权，结果是又制造了一个冤假错案。

　　公安机关在薛争报案后，曾带李辉去案发小区的出租屋查看现场。这个房子是李辉出钱以薛争的名义租的。当李辉的车到小区门口时，门口自动识别抬杆，细心的侦查人员也到小区物业调查了，李辉的车在小区是有登记的，而且还有车位，经常出入。李辉还有小区的门禁卡，知道屋门的密码，还有屋门的钥匙。这不得不让办案人员惊叹，这里就和李辉的家一样。根本不像薛争所说的不知道李辉怎么进入的她房间。

　　侦查人员经调查还得知，薛争和李辉是多年的情人关系。李辉在她身上，不到两年就花了四五百万，其中包括一个200万的投资款。当得知薛争在外面有多个情人时，李辉打算把这200万的投资款要回来，其他的钱可以不要了。但是，薛争不想把这200万块钱还给李辉，想赖皮吞掉这个巨款，于是就设了这么一个强奸的局。实际上办案人员也觉察到了薛争的目的。

　　“案发”的前一天，两人还发生过二次关系，李辉拿出投资合同（200万的投资一直未签合同）让薛争签字，薛争不签，说让李辉明天来了再签。待第二天李辉再来时，发现屋门上的密码换了，于是李辉到车上拿了钥匙打开的屋门。明知道李辉会来，为什么要更换密码？薛争的这些小伎俩，怎会逃过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侦查人员的法眼！这让办案人员更加的警惕，认为这个“强奸”案不简单。后来，侦查人员还调查了薛争公司的一个副总，这个副总还写了“薛争让他传话给李辉，放弃追要200万欠款，再拿500万就没事了，否则就让检察院再把他弄进去”的一份书面材料。薛争也经常在朋友面前炫耀，说检察院有关系。她到底有什么关系，她能指使检察院？这些证据的获得，让侦查人员对这起强奸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实际上，薛争就是想拿强奸这个事说事，以此要挟李辉放弃追要这200万，然后再拿500万块钱了事。薛争的这个阴谋，既有诬陷，又有敲诈的嫌疑，始终离不开一个“钱”字。

　　同时侦查人员还调取了在“案发”时的前三天，也就是2020年10月16日李辉给薛争转了五万块钱的转款凭证，这是薛争说出去玩没钱了，给李辉要的。与薛争给办案人员所说的她们早就分手了，还删掉了李辉的电话号码和微信。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了薛争是在撒谎。

　　李辉在被带到公安局的第二天，薛争去公安局，说还有感情，不想治他的罪，自己的事自己解决。薛争态度的大反转，更加印证了办案人员的猜测。于是，办案人员在综合分析以上因素以后，认为薛争报案是撒谎，是另有目的，确认李辉不构成犯罪，这才让李辉回家了。

　　李辉出来后，薛争一直黏在李辉身边，两人仍保持着情人关系。

　　我想，公安机关掌握了以上这些事实，所以才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但是，历下区检察院知道吗？不能仅凭薛争的反映材料和薛争背后的关系，就偏听偏信、罔顾事实、徇私枉法，完全突破了一个检察官的职业操守和做人的道德底线。

　　薛争就是一个为钱疯狂的女人，可以说是为钱不择手段。

　　李辉出来的第二天，薛争就安排律师与李辉就经济问题谈判，结果未达成一致。薛争就安排人制造虚假诉讼，想不还李辉的钱，后来的结果是薛争因虚假诉讼罪也被判刑。在她的判决书中，薛争承认虚假诉讼就是为了不还李辉的钱。这些都说明了薛争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一个为钱而设计强奸，制造虚假诉讼的女人，检察院怎会看不出来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后来，李辉继续给薛争零花钱，还给她租车使用，两人经常约会在“宽厚里”，在李辉生日当天，薛争还买了礼物参加李辉的生日宴会。这些都是与虚假诉讼同时进行的，薛争表面上迎合着他，暗地里却在算计他，李辉全然不知，还天真地认为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强奸一案不予立案后，薛争又布好了一个局，那就是利用检察院的监督权，将李辉送进去。

　　案子虽然立上了，但我儿李辉这个暴力犯罪的嫌疑人却没人管没人问。其实，在历下区检察院内部对此案也是意见不统一，指派了好几个人来接这个案子，都被拒绝了。立案半年后，历下区检察院给李辉办了个取保候审，这在程序上属于严重违规。足以看出，历下区对这个案子也承受着上级指示和是否依法办案的双重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实，据内部人透漏，就是济南市检察院已经开会研究决定，对这个强奸案不予起诉，也通知了历下区检察院了。但是，历下区检察院却拖着，迟迟不下发这个不予起诉通知书。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却等来了济南市政法委的“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决定将李辉这个暴力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我们有理由怀疑，历下区检察院是在故意等着这个“协调会”的召开，是受了某些关系的暗示才这么做的。

　　而济南市政法委负责召开公检法协调会的是当时的副书记孙德龙，他一开场就说了这个案子有领导指示，必须抓紧办。所以，参会的各部门领导一听有领导指示了，也就不再说别的了。后来，我找孙德龙反映这个案子的真实情况，孙德龙听后还故作拍桌子，站了起来，说“会上没人说这事已经三级部门维持不予立案这个事，如果有人提了，肯定不是这个结果。”孙德龙还让我写两份材料交给他，他要转给检察院和法院。等材料交给他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到底转没转，谁也不知道。孙德龙一面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召开这个“抓捕会”，一面对我们被告家属表示同情，还表现出秉公执法、正气凛然的样子，这不是典型的“两面人”吗？

　　此案公诉到法院以后，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检察院还说李辉属于自首、检举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现，请法庭认定，法庭也当庭认可了。可是到了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检察院却提出自首和立功不算了，法庭也是随风倒，也不认可了。可见，法律不是按照事实来的，是公诉人说了算，他们说啥就是啥，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他们无视法律的尊严，他们作为法律的实践者，就这样办案，还谈什么依法治国、公平公正？

　　在庭审中，检察院并没有拿出什么新的线索和证据，还是当初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那些东西。对于这些材料，李辉说当时存在诱供逼供的情况，不说就不让你休息，不说不行，还必须按照他们的提示去说，和隔壁薛争的口供一致才行，所以李辉及其律师就要求查看同步录音录像，来验证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致性。假如不一致，笔录就不能作为证据材料使用。我们的律师多次写申请查看同步录音录像，直到现在，我儿服刑就要结束了，法院仍未给看。

　　据我们得知，公安机关将同步录音录像随卷宗一并移交给了历下区检察院，而检察院是否也移交给了法院？同步录音录像到底是在检察院，还是在法院？为什么不敢给看？检察院和法院究竟在怕什么？我去济南市中院，负责二审的法官说：“院领导研究了，没必要给看。”根据(2013)刑他字第239号规定，法院应当给看，律师也有权申请查看。院领导的研究决定，就能大过法律条文吗？这完全是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体现，为谋私找的借口而已。

　　最终，我儿因犯有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而薛争也因犯有虚假诉讼罪，也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薛争在其虚假诉讼判决书中承认，其制造虚假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还李某的钱。那么，其设计强奸一事，难道不也是为了钱吗？

　　假如法院对此案做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还会认为这是一起强奸案吗？最高法在案例库1339号指导案例中，明确要求在办理熟人之间的强奸案时，应当做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尤其是双方的感情历程和案发前后的交往过程。历下区法院和二审中院，你们有没有全面地调查过、综合分析过这个案子？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公安机关一样，全面地、综合地去调查和分析案情，然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呢！假如检察院、法院对案情做了详尽的调查，你们能不能把调查报告给我们看看？

　　我们可以毫不忌讳地说，检察院和法院完全是按照上级某领导的指示办了一个人情案，拿着老百姓的生命和自由，来换取领导的赏识，这种阿谀奉承、草菅人命的行为，完全丧失职业操守，突破法律底线，有愧于头顶上的国徽。三年来，我坚持上访申冤，这些人是不是也夜不能寐？即便是维权的路上再苦再波折，我仍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坚信党和政府，会给我们一个迟来的正义。

　　反映人：李修贵

　　202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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